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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曼莉(京城洛神)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对话:书写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女性心灵成长史…  

2010-01-05 22:30:00|  分类: 采访与对话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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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《最爱》:破碎里灵魂的成长 

 

  王红旗:当年读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最爱》,就有一种感觉,无论是文本语言的温婉锐利,叙事策略的从容有致,还是浓郁爱情里的那种独有味道,都凸显出了一种“我就是我”的个性色彩。影响最深的是,小说里女主人公乔英伦对自己最爱的男人方骆说出了“你搞一个我就搞十个”的玩笑话,却如同当代女性对忠贞爱情和性权利的另类宣言,让男人惊骇而颤栗。但是这个男人还是又“睡了另一个女人”,而年轻漂亮的女孩乔英伦却无法兑现自己的誓言。我认为,这是当代人情爱困境的一个悖论,一种性别隐喻,是人物心理的,更是文化深层的。请问,您回过头来现在会如何理解这些人物的爱情观?

 崔曼莉:这里面并没有一个性别的原因。乔英伦的无法办到,不是因为她身为女人,或者她的道德底线。这只是因为她对于爱情所坚持的原则。她不仅要求对方是全身心属于她的,她也希望这样属于对方。虽然她出言警告方骆,但是,以背叛来面对背叛,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。乔英伦的克制,不仅出于一种原则,也出于一种理性。她本能地没有选择更糟糕的局面,而是选择一个人独处。她的逃离才是符合她心理的一种行动。像这样在理性中不断突破感性尺寸,继而达到一种性感的女性,是我非常感兴趣的。我想爱情的本质就是爱,爱不与恨相对。人无法一个人完成爱情的蜕变,所以,不管是给予还是伤害,都是爱情的某个部分。加起来就是全部。当然,真正的爱情也许会超脱这其上,这正是乔英伦的无解之题。

 

 王红旗:《最爱》的价值在于“破碎”——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在热恋与失恋的“巅峰体验”的心灵成长,她的“失踪”唤醒了男主人公的反思与悔悟,从而使文本升起了一种女人性与男人性的崇高人格烛照。这是您理想主义的一种想象?因为,男性对男权文化给自我性别的既定优势,常常以利己的集体无意识,呈现在两性情感的关系中是少有反思的。

 崔曼莉:我想任何人都会在两性情感中反醒。人都不会例外。男人与女人虽有异同,但反醒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能力。方骆在面对失去的时候,他的确在反醒。而乔英伦在面对失去的时候,一样也在反醒。虽然二者面对问题,与所要做出的努力完全不同,一个面对要挽回感情,一个要决定是否坚持,但是,他们都是在反醒爱情的定义,和本身的含义,都反应了人内心的一种力量。至于男权文化,我想只有很低劣的男人才会觉得身为男性,就有了所谓的优势。就像有些女人觉得身为女人,也很有优势一样。都是一种无聊罢。我个人很不喜欢男权、女权等词语,人不要自己给自己戴一顶帽子,再整天想着要不要摘掉它。自由就是头顶上面的蓝天。

 

 王红旗:一语破的。您道出了某类男女共有的人格“软肋”。如果说《最爱》作为一部女性心灵成长小说,乔英伦的“失踪”是象征着女性走出爱情现实困境的一种“自我”寻找的话,您的新长篇《浮沉》《琉璃时代》更是女性融入大时代风云的心灵成长史,其时空跨度,驾驭“时代”万象的难度,表现出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勇谋和成熟。小说的女主人公乔莉和方凤仪,一位走进现代都市的外企职场与商战,在精神与物质的浮沉里历练自己的聪慧与才智……,另一位走进百年前中华民国动荡的乱世,一步步成长为有独立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女企业家。当然,这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现实,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另一种现实。我认为这两位女性形象的塑造,是您灵魂深处的两个精神自我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“浮沉”,而铸造这艘“乘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精神生命方舟的,正是您自己。如同您在《琉璃时代》里所讲的:“有些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,不交于他人,甚至是一个时代。”请问,您笔下塑造的这两位女主人公乔莉和方凤仪,与您是否有着“对影成三人”的关系?

 崔曼莉:我很遗憾,大家都喜欢把我和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做比较,为什么没有人把我笔下的男主人公和我做比较呢?是啊,我可以说《琉璃时代》中凤仪的自省与理性、《浮沉》中乔莉的勇敢与坚持,甚至《最爱》中的乔英伦冰冷与热烈,都有我的影子。但是我也觉得,《琉璃时代》中邵元任的多智、杨练的隐约,《浮沉》中何乘风的热情、陆帆的柔软,甚至《最爱》中方骆的直接,也与我惺惺相惜。我没有对影成三人,我是对影成多人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我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,她是中性的,她不是写自己的故事,而是写人间百态的故事。但我书中的主人公,都与我的价值观相同或者相投。所以,我是写了我自己的人间百态,是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认可的人间百态。

 

《琉璃时代》:“少年中国”精神的隐喻

 

 王红旗:用“琉璃”来比喻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巨大转折时期,是您非常个性化的表达。您在《琉璃时代》的自序中写道:“之所以称为“琉璃”时代,是因为琉璃既是中国自古有之的,同时它的制作非常困难,不容易成型,而成型后又容易破碎,成品的颜色又十分迷离灿烂。这种带有坚持与理想主义的制作,与成型后的易碎,还有丰富而交织的色彩,与民国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吧。”。您意识里的“琉璃时代”,决不是无序的乱世,正在诞生琉璃般“迷离灿烂”的“少年中国”精神。从1910年到1935年是近代民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年代,您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翔实的史料?

 崔曼莉:《琉璃时代》的创作历时五年,其间三易其稿、四次修改,耗费了大量的精力。第一年的时间,我全部用来收集资料、阅读、吸引、理解,沉浸于史料之中,继而构思小说。这是一部非常有挑战性的作品。很多人在开始都认为,我在完成一个在我这个年纪,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用琉璃来表达中国近代社会,既是一种理解,也是一种比喻。它充满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家国情怀,充满了一个时代的赤子之心。在整个创作期间,我都认为,《琉璃时代》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。二者的不同是,我在今天的社会中,很难看到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。这种色彩,就是琉璃的本质。

 

 王红旗:您是从镜子里寻找一个时代失去的灵魂。这也是自我寻找的一种方式。《琉璃时代》中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方凤仪,显然是您最钟爱、最理想的。以方凤仪的成长为线索,穿起了民国动荡的大历史。而方凤仪伴着养父建立的元泰糙丝厂一起成长,随着民族工商业风雨飘摇的命运一起沉沉浮浮。从十岁到三十五岁,从一位好奇好胜的女孩成长为独立自强的女企业家。直到国势孱弱不堪,养父难弃商出家进入佛门,她在无奈之下仍是怀揣学习国际贸易的梦想,与丈夫携年幼子女,远渡重洋,赴美国留学。在小说温暖的结尾处,袁子欣心里的暗想“我的世界在我自己的手中”,昭示着他们未来的光明。您是否认为,生逢社会历史巨大变革时代的人,应该具备的一种超越与包容的人格气度与精神境界?从某种意义上讲,《琉璃时代》不就是一部近代版的“浮沉”吗?

 崔曼莉:不管人们身处哪个时代,都应该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前面我说过,《琉璃时代》是今天社会的一面镜子。从写作上来说,如果没有《琉璃时代》为我的写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,就没有后来的《浮沉》。尤其是《浮沉》第一部的写作,几乎看起来像一个休息的过程。发表于网络,与读者互动。《浮沉》的写作虽然轻松,但我依然希望能借它全方位的写出一个社会的影子。可以说,《琉璃时代》是一面民国的镜子,《浮沉》是一个当下的影子。而且二者对于自强的理解都是一致的。只不过《琉璃时代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,而《浮沉》第一部与第二部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涉及理想的范畴。这不是《浮沉》的问题,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。但我认为,一个时代哪怕缺失一些理想,但哪怕还拥有自强,就还是可以忍受的。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,都能在法律与道德底线之上自强不息,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够强大。

 

王红旗:现在还没有涉及理想的范畴,显得更真实。现代人的精神正在“受难”,苦熬啊!很难得,您对家国情怀、人们的生存状况有如此清醒的思考。但是,《浮沉》所处的全球化时代,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二次飞跃,新的人类意识和更高的人性境界,要求人类彻底改变二元对立、勾心斗角、弱肉强食、自相残杀的血腥前史,建立与万物和平共生的宇宙观。因此,每个人的灵魂都在经历着这种重塑自我人性的疼痛。我希望在您新的《浮沉》里,能够看到人物形象脱胎换骨的灵魂新生。再次扬起崇高的理想主义风帆。因为,理想主义对整个人类或个体生命而言都是永恒的太阳。更何况您骨子里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。

在《琉璃时代》里,一位不能忘怀并深感惋惜的女性刘雅贞,她的自我,她的爱情,她的生命,您认为是被那个时代的黑暗所吞噬?还是由于她的自己的懦弱?邵元任在事业与情感的双重打击为什么遁入佛门?同样身处一个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,这两个人物的悲剧命运与方凤仪、袁子欣相比较,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,他们各有什么不同?请问您塑造这两位人物形象的初衷?有没有历史与生活的原型?

 崔曼莉:刘雅贞是旧社会旧时代里一个最完美的女性代表:温柔、善良、专一,只知道奉献,并不知自己。唯一知道自己的时候,却绝望的选择了死亡。她不是懦弱,也不是无知,她是不合时宜。一个完全与时代脱轨的人,是注定活不下去的。民国时代,女性的成长是一个从质到量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裂变,但男性的成长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溶合。这在邵元任身上得到很大的体现。他的事业成功源于传统,失败败于现代,他一生的爱情悲剧,则在于他希望过新生活,却爱上了一个旧传统代表的闺秀。刘雅贞没有得到改变的机会,在成为矛盾之间消失了。邵元任一直求变,所以在新旧矛盾中挣扎。这两个人,和凤仪与子欣完全不同。凤仪与子欣是当时时代的年轻人,他们比较新。凤仪从小在新观念中长大,不要说在那个时代,就是在今天的中国,她也是新的。子欣少年出国,接受的是全西方式的教育,同样一新到底。他们的优势就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,但因为前,所以也会有痛苦。所以,刘雅贞的苦难源于陈旧,邵元任源于新与旧的矛盾,凤仪与子欣则源于超前。他们都没有原型,全部是虚构的。这是因为我阅读了大量的当时的历史资料,他们的命运,是我对那个历史时期几种人命运的一个总结吧。

 

 父爱:“爱她就让她成长” 
 

 王红旗:张抗抗在评述《琉璃时代》时谈到:“爱她就让她成长”—是闪烁于这部小说深处的一束亮光。在这个动人的故事中,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,以有悖常情的疏离,以被爱者困惑不解的“冷酷”,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了她的坚强与自立。当谜底解开之时,女人已在岁月的暗示与磨砺中,成为乱世的胜者,也收获了稀世绝代的真情。”这当然是在说丈夫袁子欣对方凤仪的爱,而这种另类的爱情方式,新生的夫妻情感关系,是否表达了您对一种新型的性别关系的思考?

 崔曼莉:我认为爱她就让她成长,是一种最好的爱情。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经世面、见风雨、识人情。而不是置于家中,藏于屋内。这是一种大气魄。我并不是反对女人在家中温柔体贴。一个人温柔体贴的女人,她一定能够明白事理、通晓大义。这其实,也是传统中国社会,对好太太的定义,只可惜,到了今天,只剩下一点小矫情。其实爱让其成长,也不是只针对男人对女人,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。爱不是牵绊而是力量,能让另一个人更多的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。不断的成熟与勇敢。这是一种真正的幸福,而且,人们所要的小的细节,在其中也可以不减少。爱让一个人成长,与爱一个人,对他温柔体贴,一点也不矛盾。

 

  王红旗:在《琉璃时代》里,女主人公方凤仪的成长与成熟,与生父、养父和丈夫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母亲生下她就去世了,革命者的生父方谦的谆谆教诲,对她的成长影响颇深。生父教育她“顺其自然”,面对绝望要学会放弃,从头再来,不能放弃时要学会承受痛苦。并且承受时间,时间会让痛苦减淡,让后给与新的快乐。叮嘱她“你记住,或者是人的根本,是人应该做好的第一件事”,要她学会坚强,是她独立自强的人格基础。养父从小对她关怀备至,教会她在乱世中的生存之道,使她能够在复杂的商场上有勇有谋,游刃有余,也给了她成就一番事业的物质基础。与丈夫袁子欣一见钟情,结婚后历经磨难相爱弥深。丈夫认为乱世之秋,自己不可能时刻保护心上人,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她,这样的爱让她独立、智慧和幸福。方凤仪这个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儿。这几位非常值得敬仰的革命者和民族企业家,是否有真实的史料依据?是否有您外公的影子?

 崔曼莉:方液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其他都是虚构的。他们和我外公也不像,我外公从小教我书法,是个非常严谨、非常有旧式风范的老人。我对民国的理解,有一部分源自于他和外婆。方谦是个精神上的父亲,提供了精神家园。邵元任是实际上的父亲,勇谋兼备,提供了物质基础。袁子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,喜爱凤仪并愿意给她成长的空间。凤仪是在男性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女性。而且这三个男人,都愿意在一个时代求新、求变、求理想。所以,凤仪也是一个全新的女性:既没有传统女性教育的拘束,也没有传统男性观念的拘束。

 

 王红旗:从三位男性从精神、物质与情感方面都给予了方凤仪不可或缺的爱,建构了一条清晰地女性成长之路。常有人以“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至少站着三个女人”,来为现代社会的女性角色定位,而您却反其道而行之,“以一位女性成长的背后站着三个男人”来重建“父”的权威形象,而“爱她就让她成长”,是发自男性的心灵的呼声,也是女性这种爱的新方式的渴望。请问您心目中“父爱”的分量?您如何看待女性写作的文化“弑父”。

 崔曼莉:弑父?这个意思我并不太明白。在《琉璃时代》中的凤仪,完全没有一个女性的自卑,她在男性的氛围中长大,成为一个非常自信、非常有才能,也勇敢成熟的女性。我不清楚以往这类的作品是不是很少。但至少,我笔下的人物大都如此。女性的成长离不开男性,尤其是,男性作为社会角色已经存在了很多年,他们的确可以提供很多经验。而同样的,男性的成长也离不开女性。就像凤仪后来与子欣一样,二者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。这是新的渴望吗?我没有感觉,我认为就应该如此,不存在谁比谁更高、谁应该更渴望谁。两性平等不是口号,是一种认识。

 

《浮沉》:孕育新生指向未来 

 王红旗:您的新作《浮沉》1和《浮沉》2的连续出版和热销,如同一个华丽的转身,从近代民国历史走进了当代现实的职场、商场的实战里。被誉为“职场版《士兵突击》”、“千万销售和经理人竞相研习的商战胜经”、“最激励人心的职场生存小说”。您想通过《浮沉》来告诉人们:“人不能选择时代,但可以选择自己,希望读者对人生,对商业能有一种阳光的态度。”您认为,这样的阳光心态会对人生有这样的益处?

 崔曼莉:所谓的阳光心态,就是正面面对。我认为这非常重要。不要片面,不要快速判断,而是全面的了解,并且理解其中好与不好的,还有中间状态的,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判断,这才是好的态度。从这一点上,阳光心态包括了两方面,一是正面面对,二是不走极端。

 

 王红旗:据我的了解,您的职业经历很丰富。您如何平衡自己的作家(写作者)身份和现实中的工作与生活角色之间的矛盾?

 崔曼莉:我认为我是在两个世界跑来跑去的人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天马行空、不受羁绊、厌恶一切束缚。作为一个工作中的人,我必须要负起责任。面对家庭也是如此。我也觉得,这两者实在太不一样了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并不热爱世俗生活,只是观旁、认知、思索,世俗生活并无意义。但身为一个现实世界的人,我必须对要世俗生活保持热情,不断的工作、不断的生活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,觉得很难平衡,但慢慢的,我理解这是独属于我的世界的很独特的部分,它们各处两极,而我身处中间。

 

 王红旗:您说过很早以前就有了创作《浮沉》三部曲的整体构架,目前已经出版了前两部,第三部正在创作之中。《浮沉》从女性视角出发,成功塑造了乔莉——一个女性的形象,并对职场、商场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工作、生活、爱情、心理等,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。《浮沉》是通过女主人公乔莉的视角来叙述的。乔莉是一个成长型的角色,在职场上她先后做过前台、文秘、销售等。她是一个女强人式的角色,目标明确、勇敢执着、执行能力很强、遇到挫折绝不罢手。因此很多男性读者虽然很敬佩她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的打拼精神,但不是很喜欢像她这样的女孩。在第二、第三部中,她的感情生活会有所变化吗?她会与陆帆、树袋大熊、狄云海、或者某个新出现的人物擦出爱情的火花吗?她的性格在三部曲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?您如何评价乔莉这个人物?

 崔曼莉:乔莉是个天生热爱竞争、喜欢挑战的女性。这在当代社会很有新意。因为目前年轻的女性,所受的家庭教育与社会舆论都还一定的传统限制,而且这种传统,是经过了现代社会演绎的传统。它有点不伦不类,既不强调女性对家庭的回归,也不强调女性的自强。现代女性到底要何去何从,正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。乔莉的理性、坚强、勇敢,能够照顾自己并且挑战自己,对现在独自在城市中奋斗的年轻女性很有借鉴意义。而且,她对家庭与爱情都有梦想,其老板等人所给她的职场磨砺,以及父亲老乔给她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经验与看问题的角度,都让她的行动带有了一定的标准。在《浮沉》第一部中,她是一个职场新人,努力奋斗;第二部中,她对职场、爱情都有了新的感悟。我希望她在《浮沉》三中有更好的表现。

 

 王红旗:您说过有些朋友和读者怀疑《浮沉》没有文学性、不纯粹,或者不是纯文学。《浮沉》的畅销也导致了一些搞文学的朋友和你断交。请问你自己怎么看他们对《浮沉》的这种质疑和不理解?您觉得作家是否应该紧密关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,如人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职场中的复杂的、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生存体验?作家应该如何表现这样的现实,应该对此发出什么样的声音?

 崔曼莉:我觉得作家的路是不能复制的,我写《浮沉》的原因很多。首先有《琉璃时代》先行,其次我也工作多年,再其次我有很特殊的家庭背景,对很多东西的感受不是一时一日形成的。目前中国的畅销书市场还在一个培育的阶段,就如同纯文学如何去走一样,都在摸索中。二者会有交界,也会有异同。我想,这是一个很多概念慢慢形成的时候。我对我的作品要求并不高,有时候纯粹是一时的兴趣,当然了,有时候我会为这个一时的兴趣,付出几年的时间。但是我认为,纯文学是一种态度。这种态度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。我的作品到底是什么,我不想多说,大家愿意如何评价都无所谓。因为我的任务是完成创作,之后的一切可以和我有关,也可以和我无关了。

 

 王红旗:《浮沉》与读者的强烈共鸣,在于它孕育新生指向未来的精神前瞻性,是一种生存的经验哲学。生动而鲜活的职场经验叙事,运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,要比教科书更有可读性,并能直击读者的心理需求。因为您用巧妙的故事演绎,各色人物的形象群体,让读者身临其境。但是,如果与《琉璃时代》相比,还是缺少精致的审美视界。小说中富有职场生存启示的精彩文字,如“换位思考:职场生存之道”、“如何表现自己”、“如何让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变得无法代替”、等等,诸多的职场成功理念与智慧是引人入胜的,对事业生涯实践是有指导作用的。但是,我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“三十岁是女人最好的开始”?“您只在自己的船上”?

 崔曼莉:三十岁是女人最好的开始,是我个人的人生体验。我可能是个晚熟的人,整个二字头的岁月都在不断学习,不断的打磨自己。直到三十岁,我才开始慢慢地找到自己,开始向自己学习。实际上,我认为我还在向自己靠拢。我还在不断的领悟当中。但是,这样的领悟已经可以让我可以相对自如的应付社会生活,应付工作,从世俗的角度来说,它已经比较多了。从无意义的角度说,它远远不够。正是这种不断的追思,我希望可以领会更多的东西。说三十岁最好,是因为很多事物不再困惑,或者说,有了处理的经验,而容貌又保持的很好,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时候吧。

 至于只在自己的船上。这是《浮沉》一中乔莉的父亲对她的告诫。借《浮沉》二陆帆的口,又告诫乔莉,要自己当自己的老板。说白了,就是人要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。不要把责任推给社会、老板、同事,能对你负责的人只有你自己。一个人一但找到这个主心骨,做什么都会有条有理,清楚明白。

 

 王红旗:在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,《浮沉》的重要价值在于,它开创了一个女性成长崛起的文学时代。一群都市青年知识女性,成为在商海职场搏击风云的天之骄子。她们以理性与自信、温柔与美丽、智勇与刚毅的精神特质,组成了当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画廊。却仿佛又是真实生活中的我你她那样可触可感,可敬可爱。她们正在全球化的时代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挣扎、抉择与历练,是现实的,又是理想的。您的写作从女性自我的视角,蕴含着一种建构平等和谐性别文化的新理念:性别平等并不是要去夺取男性占领的高地,而是要登上女性自己应有的高地,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。这种“登高海自平”的理念,更具有一种全新人格的超越与包容的大气象。

 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,真诚祝福您2010年能够写出更完美的新作,产生更广泛的文学影响力。

 

 王红旗简介:文学硕士,山西洪洞人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,《中国女性文化》《中国女性文学》学术辑刊主编。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艺术与性别文化研究。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委员,国际女性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。主编的《中国女性在演说》《中国女性在对话》《中国女性在行动》《中国女性在追梦》荣获全国妇联、国家出版协会全国优秀妇女图书奖,还主编有《巅峰之道——中国女奥运冠军成长神话》《名作欣赏·世界女性文学》等著作。

 崔曼莉简介:生于南京,毕业于南大中文系。2002年开始自由创作,在《青年文学》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万字。其中处女作《卡卡的信仰》入选2003中国优秀短篇小说,《杀鸭记》获金陵文学奖。2004年出版小长篇《最爱》,为当年新浪网点击冠军。2004-2009年创作并出版民国历史长篇小说《琉璃时代》,期间出版当代职场小说《浮沉》第一部,引起轰动。2009年末再版作品《情感纪》(最爱等)、《浮沉》第二部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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